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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改革—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总开关

浏览次数: 日期:2018-09-14 15:44:20

       改革开发40年,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劳动力资源密集、人工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快速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从一穷二白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环境治理成本明显上升,高体制成本(高税负、高房价、高融资成本、高社保)压力巨大,加之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严重阻碍了中国产业向高端和高科技的转型升级,今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更是雪上加霜。当前,中国经济要想走出困境,必须着眼于鼓励科技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最有效的举措就是大幅降低增值税,让有能力创造价值的技术创新公司获得足够的利润,让社会资本和风险投资看到投资高科技的利好,让中国庞大的科技人才红利得以充分释放,从而形成“企业—资本—人才”的良性互动。中国增值税改革,是中国实体经济成功转型的“总开关”。

 

中国实体经济形势严峻----“五面楚歌”

 

       改革开发初期,中国凭借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对接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在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时,也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工成本和体制成本增加,中国制造业越来越失去其竞争力优势,实体经济面临“五面楚歌”:
       一是劳动力成本增加。1997年以来,中国实际工资年增长率平均超过10%,而发达国家工资增长率只有2-3%。因此,对于企业发展来说,人工成本逐年上升,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且这一趋势不可更改。
       二是环境成本增加。“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中国政府对环境治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环保监管力度逐年增大。因此,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入,环境成本增加不可避免。
       三是房地产泡沫严重挤压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萎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连年高烧不退的高房价,本应是一种日用消费品的住房,却成为资本逐利的投资品。高昂的房价让企业员工承担巨大生活压力,不仅推高了企业用工成本。而且让中国人失去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让年轻人对社会和未来失去信心和耐心。畸形的房价让年轻人很难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城市安居乐业,从而导致员工浮躁、跳槽频繁。中国企业每年流动率高达25%以上。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突破核心技术必须依赖高素质人才长时间的潜心攻关,过于频繁的员工流动势必大幅度增加企业成本并影响企业核心技术突破。同时,房地产泡沫造成整个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投机之风盛行。
       四是企业融资成本大。中国企业融资成本在银行是6.6% ,如果是非银行金融则高达10.9%。美国企业贷款成本基本上只有中国的一半。而且,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很难从中国的银行贷到款。
       五是企业税负重。中国同时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企业销售收入扣除原材料成本后,首先要上缴17%增值税(现在改为16%),然后再扣除包括人工成本、管理成本、销售成本后的所有成本,对获得的差值也就是利润再上缴25%所得税(如果是高科技企业所得税降为15%)。企业交完所得税后,股东分红,又按20%个税征收;员工工资3500元以上的按个税不同阶梯又征税(今年10月起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五险一金”为工资总额的40%左右。
        
“五面楚歌”,危机重重,突破重围,路在何方?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企业面临的都不仅仅是国内竞争,而是来自全球范围内的竞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竞争力首先体现在科技实力,体现在核心技术及制造成本优势。发达国家往往是凭借其对核心技术的垄断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在高端产业拥有绝对的优势,在产业上拥有话语权。中兴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依赖低端制造业,其核心竞争力是制造成本优势。只有实现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低迷与困顿。而要实现转型升级,就必须通过政策引导,下决心进行增值税改革,把资源分配到对全球竞争和国家发展有利的高端制造业等高科技企业,培养更多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制造的“隐形冠军”,带动中国产业健康持久发展,彻底扭转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被动局面,实现实体经济的“转危为安”。

 

增值税——中国高科技企业不堪承受之重

 

       高科技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产品附加值高,低端制造业企业从事技术含量低的简单加工制造,产品附加值低。而增值税是按照企业产品的增加值征收,并不管这个增值过程企业花了多少人力成本、冒了多大风险、投入多少资金、研发多长时间、攻克多么领先的技术,一律17%(现为16%)。因此增值税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税制,尤其是对高科技企业。增值税不鼓励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且对于创造价值越高的高科技企业,惩罚的力度越大。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简单的图表来说明。(单位:元人民币)

 

 

       两家企业产值相同,但增值不同:企业A产品从价值20万提升到100万,为社会创造价值80万元,支付员工更多工资(70万元),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企业B 生产的产品价值只增加30万元,支付员工成本仅20万元。企业A为社会创造价值远高于企业B,但是按照中国的增值税政策,结果却是企业A亏损,而企业B则盈利。假设企业是在美国,由于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所得税,企业A和 B 都有税前利润10万元人民币。
可见,中国的增值税政策不是鼓励企业为社会创造更高的价值和财富,而是鼓励企业去做低端组装行业、去当没有技术含量的搬运工。对于高科技企业,增值税就更加凸显其不公平性。在此,我想再通过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真实税负情况,来说明中国高科技企业承担的税负有多重。
        该公司是从事先进材料研发制造的高科技企业,每年研发投入超过销售收入20%以上,很多技术和产品都是经过8-10年潜心研发而成,企业拥有多项国内外专利和自主核心技术,产品技术难度大,附加值高,是生物制药、电子等多个产业的关键材料,而且这些产品以前完全受控于发达国家少数公司。这家公司开发出世界领先的产业化技术,一举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为中国相关产业大幅度降低成本并保障中国产业关键材料的供应安全做出显著贡献。可以说这家企业挣的所有钱,都是实现进口替代之前,中国企业只能交给国外公司且价格还要加倍。按说这样的企业是中国政府应该鼓励并大力支持的。可实际情况却是,中国的税收制度非常不利于这样企业的快速发展。下面用一组数据(为保密起见,相关数据都乘以一个固定系数)来说明。
        该公司某年度税后销售收入11000万元,上缴所得税和增值税超过2000万元,占销售收入18%以上,增值税占收入的11%;“五险一金”和个人所得税近2000万元,占总收入18%;公司给员工支付工资及社保5200万元,员工实际到手3200万人民币,公司上交给国家的社保和各种税费高达4000万元;公司为了保持技术的先进性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20%,剩下的还需要支付原材料、仪器及厂房等其它各种费用。该公司潜心研发十几年做出真正世界领先的产品,结果由于过高的税负,剩余利润跟普通制造企业也差不多。假设这家公司是在美国,按公司净利润率30%来计算,公司销售收入11000万元,税前利润3300万元,美国现在所得税是20%(原来35%),没有增值税,所以公司只要交660万元的税,远低于在中国的2000万元的税。
       不比不知道,中国高科技企业所承担的税负竟然是美国的3倍以上,社保和公积金比例也比美国高很多。中国高科技基础本来就比美国弱,技术创新环境也比美国差很多,因此在中国,企业要做技术创新本来就很艰难,成功概率比美国低,冒的风险比美国大。可由于增值税的原因,中国高科技企业即使成功了也很难获得应有的回报,再加上知识产权保护难,因而从根本上打击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绝大多数公司宁愿从国外购买关键材料、关键部件来组装,而不愿意投入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兴事件的发生,在所难免。
       中国近年来虽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驱动、攻克核心技术的政策措施,然而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高科技企业所承担的最沉重的税负主要来自于增值税而不是所得税。从鼓励创新、激励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给高科技企业减轻增值税而不是所得税,因为所得税是按扣除所有成本后的利润征税,所有企业都应该执行同一个税率,也就是企业利润越多,上缴所得税应该越多,这是公平的。真正制约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增值税制度!增值税不仅严重扼杀了高科技企业的原创和研发热情,而且严重影响了资本助力实体经济的趋利选择,严重破坏了高端产业良性发展的经济生态。

 

增值税政策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新时代

 

 

       中国自1979年开始试行增值税,1984年和1993年进行过两次重要改革;2009年1月1日起,增值税全部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自2016年5月1日起,营业税全部改为增值税;今年8月14日,《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要求,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负责,研究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方案。可见增值税本身就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是适合当时低端制造业快速成长的一种制度设计,且在实施过程中随着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新要求,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修订。
       增值税的历史局限性。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体经济以从事加工型的低端产业为主,原材料成本占比高,人员工资低,企业研发投入少,产品附加值低,薄利多销,因此抵扣多,需要上缴的增值税费相对低,增值税负对企业的影响相对小。而且早期由于征税手段和技术不完善,国家采用增值税销项抵扣的设计便于征税,是一种效率高、便于管理的税制选择。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企业的研发投入、人工成本等非原料成本越来越高。高科技企业在进行核心技术研发和进口替代产品商业化过程中,一是投入研发资金多;二是需要聘请高素质人才多;三是研发时间长,面临研发失败的概率大;四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被剽窃被仿冒风险高;五是市场推广难,需要打破国外产品的长期垄断,改变国内厂家的使用“惯性”和“惰性”。可是按照中国现行的增值税抵扣方式,这些高额的成本不但无法抵扣,还要作为增值基数缴纳17%的税(现在16%)!可谓不合理。
       高科技企业的增值怪圈。高科技企业为了保持技术和产品的先进性,为了与世界领先的科技公司竞争,需要长时间投入大量的研发。特别是新材料从研究发现到成熟应用是个漫长的过程,周期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然而,增值税政策却将高科技企业拖入一个“怪圈”——越是高科技企业,技术研发投入越多,创新能力越强,产品增值越高,原材料成本越低,相应承担的增值税负也就越高。因此只在税负这一层面上,中国高科技企业就远远输给美国高科技企业。可谓不公平!
       增值税政策与国家鼓励技术创新政策相悖。众所周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由于技术壁垒高,附加值也一定高。一般来说,高科技企业对原材料的依附度低,能够抵扣的成本少,而进行技术创新往往研发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失败率高达80%以上。即使企业好不容易实现技术突破,实现了产品核心价值提升,却需要为辛辛苦苦创造的增加值“买单”,这就使得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大打折扣,无法获取足够的利润确保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招聘更多的科技人才,研发更多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在更大范围和更广深度实现进口替换。同时,企业即使有钱也不愿意投入技术研发开发新产品而是投入房地产、资本运作等短平快的投机项目,造成实体经济缺乏发展后劲。
       增值税政策让资本对高科技企业“退避三舍”。美国之所以会引领世界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社会具有尊重科技创新的精神,从而吸引了全世界优秀的科技人才汇集,另一方面是比较合理的税收政策的引领作用,保障从事高科技成果转化一旦成功就能获得巨大回报,因此即使高科技产品研发在美国也是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过程,还是有大量的民间资本和风险基金愿意投入高科技创新创业。从资本市场上可以看出,美国拥有最大市值的企业基本上都是高科技企业。而中国增值税的不合理,剥夺了高科技企业应有的利润,再加上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等原因,形成投资高科技企业不但要冒巨大的风险,而且即使成功了回报也少的尴尬局面,从而严重阻碍了风险投资的热情,因此,中国虽然有大量的风险投资资金,却少有风险投资愿意把钱投给高科技创业前期,而是纷纷投向挣快钱的行业,如房市、股市等。
       增值税属重复征收。中国同时征收增值税和所得税其实就是重复交税,甚至是重复多次征税。企业销售收入扣除原材料成本后先要上缴17%(现在16%)增值税,然后再扣除包括人工成本、管理成本、销售成本后的所有成本,对获得的差值也就是利润再上缴25%所得税(如果是高科技企业所得税降为15%)。简单来说,对企业增值部分征税,实际就是对资本净利润、研发投入、设备更新、劳动工资和“五险一金”的征税;企业所得税征收,是在征了增值税之后,对扣除企业增值税后的利润又征了25%的所得税率;股东分红,又按20%个税征收,等等。如此层层叠叠,反复征税,使得企业不堪重负。

 

增值税改革--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总开关

 

 

       技术创新是国家强大的根本,也最能体现国家实力和竞争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在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能实现企业财富的同步提升,这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只有当为社会创造高价值产品的企业能够赚钱,实体经济才有底气和活力。而中国的增值税政策,实际上把企业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增值优势抹杀殆尽。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现有的增值税政策,让企业不堪重负、造成社会不公、阻碍技术创新、惩罚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高科技企业,已成为国家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且是导致金融脱实向虚、房产泡沫虚高、社会风气浮躁投机的根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增值税改革,是解开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总开关”。
       中国经济下半年面临“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严峻态势,如果实体经济不转型升级,劳动力和体制成本又居高不下,企业必然没有竞争力,只能等死;而企业如果积极的转型升级,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做技术攻关,现有的增值税政策又使得企业拿不到应得的利润,投入产出失衡,只能找死。通过大幅降低增值税,让技术创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让那些拥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能够赚到钱,成为创造财富的“示范高地”,才能一举打开遏制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通道:给资本正确的出路,流向该去的地方——引领资本流向实体经济,让风险投资和社会资本愿意投资高科技创新创业,遏制住资本的“病态流动”和“投机炒作”;给人才奋斗的价值,留在创新的岗位——引领更多的理工科人才愿意留在国内从事技术创新,愿意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埋头钻研,愿意把从事科技创新创业作为自己的事业和追求,遏制住人才外流和人才流失。具体来说,增值税改革能够引发“八大利好”
        一是推动高端制造业快速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软件行业。软件行业主要是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几乎为零。如果用17%增值税的方式去征,税负相当重。中国软件行业无法与国外竞争。因此国家2011年即出台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从此中国软件企业轻装上阵,逐渐拥有了与国外企业竞争的优势。2014年国家又把生物制药、芯片制造产业增值税下调到3%,相关行业迅速发展壮大。可见,国家也意识到改革增值税政策对促进高端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实际上,中国目前很多产业受制于人都是因为关键材料缺乏,今年8月《科技日报》发布的我国35项卡脖子技术,大多是先进材料和精密加工技术。而核心材料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难度并不亚于芯片、软件等行业,例如生物制药行业使用的分离层析微球色谱填料就被誉为色谱“芯”。遗憾的是,这些先进材料制造企业,却不能享受软件产业的增值税优惠,仍然与普通制造加工企业一样,在高额的增值税下负重前行。降低增值税,助力这些高端制造企业轻装上阵,才能突破中国战略性产业的关键材料和部件被人卡脖子的重围,避免更多中兴事件的发生。
       二是引领风险投资和社会资本回归实体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形成大量民间资本。由于做实业的企业利润日渐微薄,民间资本、风险投资纷纷逃离实体经济,转向炒房、炒股、炒棉花、炒大蒜等,“开工厂不如买房子”,甚至有些企业老板宁可把从银行拿到的高利息贷款,去投资房地产而不是扩大企业生产。降低增值税,真正为企业减负,能够迅速恢复实体经济获利能力,成为新的“投资蓝海”,成为各类资本新的投资热点,既能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又能够逐渐消减房地产泡沫,让资本走上回归实体经济的正轨。
       三是提振资本市场。经济有困难时国家放水以前期恢复实体经济,放水的资金本来是应该流入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资本都是逐利的,由于看不到实业的利润,往往不是流向应有的实体经济,而是流向本就是泡沫的房市,畸形的房价又反过来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如果国家把增值税降下来,让资本看到投资高科技企业的利好,看到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的公司长期、稳定的高额回报,具有敏锐嗅觉的资金一定会主动流向高端实业,把高科技企业的市值做上去,提振股市底气和信心。
       四是做实做好供给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供给侧改革,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通过增值税改革,首先惠及的是产品附加值高、为国家创造价值大、竞争力强的企业。把资金和资源留在这些拥有关键技术与核心竞争力,在国际上有领先优势,满足市场多元需求的优质企业,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停留在低端制造业水平的现状,为社会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产品,优化供给侧结构,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是增强进口替换。长期以来,中国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产能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国内外消费市场冰火两重天,国内消费不足,而国人到国外购买高端技术产品甚至是奢侈品,却是购买力十足,“中国土豪”让世界侧目。增值税改革,能够让优质的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和扩大再生产,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更加丰富和高端的市场需求,实现进口替换。
       六是留得住国际资本。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的优惠政策优势不再,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升,税收和社保成本不堪重负,再加上美国减税释放出让制造业回归的强烈信号,已经有相当多的外资在撤离中国,例如富士康到美国办厂,苹果也把海外数千亿美金的资产转回美国。中国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无法更改,但降低增值税,可以让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增加利润,重振信心,留在中国继续发展。
       七是充分发挥中国科技人才的红利。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以往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已无法与东南亚等国家相抗衡,看似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细分起来,消失的仅仅是从事低端制造业的简单劳动力优势。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需要的科技人才红利,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释放,而这正是中国现阶段拥有的巨大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理工科本科毕业生数量从每年35.9万人左右增加到165万人,同一时期,美国理工科本科毕业生的数量从48.3万人增至74.2万人。目前中国拥有370多万全职科研人员,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科人才,又有政府强大的科研投入,发表的学术文章数量已位居世界首位。可惜的是,由于中国企业作为产业主体缺乏足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一方面无法有效承接中国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无法承接大量的技术人才。另一方面,中国增值税政策使得企业和资本都缺乏动力去支持科技创新创业。降低增值税,在激活企业大力技术创新的同时,能够有效带动科技人才的价值实现,让优秀的技术人员能够通过努力,为自己及家人增加财富,实现技术人才 “身价”的提升,让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在社会上获得尊重,彻底改变当前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员不能获得足够的回报、承受巨大的生活压力、看不到奋斗希望的局面,吸引更多更优秀的科技人才沉下心来做技术创新,而不是转行去做投资、金融、房地产,使科技人口红利得到充分而正向的释放。
       八是净化社会风气。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整体浮躁、好大喜功,轻实干重投机、轻科技重取巧、轻人才重金钱。年轻人不以从事科学研究为荣,而是沉溺于浅薄的感官享受,向往一夜暴富,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耐性;资本热衷于金融投机、商业运作,虚拟经济盛行,赚快钱大行其道,对长时间、高风险、低回报的高科技创新行业,缺乏投资兴趣;企业不是把经营重点放在提升竞争力上,而是在偷税漏税上做手脚,诚实守信和依法纳税的企业反而举步维艰。降低增值税,实现高科技企业和高科技人才的财富积累和价值实现,能够在全社会树立起尊重科学、鼓励创新、重视人才的良好氛围,实现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

 

关于增值税改革的担心

 

 

       增值税改革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明显利国利民。大幅度降低增值税难以推动的最主要原因,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心取消或者降低增值税会大幅度降低国家收入,无法支撑起中国庞大的政府开支。
       首先在困难时期,政府瘦身,降低体制成本一直是改革的共识。其次,增值税不一定会降低国家税收收入,即使是短期的。特朗普在实施减税之前也有不少反对声音,最大理由就是国家收入会大幅度减少,增加国家财政赤字。美国把企业所得税从35%减到20%,降幅不可谓不大,可是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此举使美国GDP增长达到了4%,就业率创20年新高,股市连续创新高,大量资本回归,制造业回归。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从短期来看,增值税改革可以在短时间增加企业活力,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创新,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优势产品,在国际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税基将大幅增加。从长期看,增值税改革使得企业自有财富增加,可以提高员工收入,聘用更多人才,扩大就业,拉动消费,形成良性循环。而且降低不合理的税收,会有更多企业愿意合法合规交税。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现代技术更有效遏制偷税漏税,纳税更加高效透明,创造出更加公平的商业环境,通过更加严格的监管,堵住税收漏洞,大幅度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如去年国家GDP增长6.7%,可税收入增长却高达15%以上,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营改增堵住了部分税收漏洞。

 

增值税改革,刻不容缓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正面临内外交困,对外,前有发达国家技术壁垒挡道,后有劳动力更加廉价的东南亚国家在竞争;对内,高税收、高房价、高额贷款利息几乎抽干了实业的血,经济严重下滑。如果再不启动增值税改革这个“总开关”,让高科技企业焕发内生动力,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恢复中国经济自我“造血”功能,将导致中国经济彻底失去“元气”,丧失摆脱困境、振奋前行的机会。如果等到实体经济进一步萎缩,大量高科技企业逃离中国,大批资本回流美国,到那时,“管道”堵塞,“开关”失灵,中国经济恐怕已是无力回天。当然,如果全面降低增值税的改革阻力大,建议可以先从高科技企业开始试行。
       一是扩大增值税优惠政策范围。建议国家在对软件,生物制药及芯片产业实施增值税改革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对依靠技术创新为社会创造价值,增强国家产业的竞争力及国家实力的高科技企业。比如说从事关键材料研发制造的高科技企业,一律实施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如果成功可以把这一政策推广到跟多的实体企业。
       二是把社保费率降一半,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所有企业能够按国家规定的社保费率足额按时上交,这样既能保障国家社保的收入,也能创造出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
       三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使个人所得税与国家当前物价水平相适应,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提升消费能力。(很高兴看到,全国人大8月29日通过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案的决定草案,决定从2018年10月起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月。)
       增值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撬动难以撼动的体制成本,让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的高科技企业凭借技术优势获得应得的利润,激发技术创新的动力;让高科技人才凭借自身努力获得应得的报酬,坚定励精图治的信心;让资本凭借投资科技成果转化获得高额回报,形成高科技创新创业有利可图的投资导向。整个社会才会回归本性,实体经济才能强基固本,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中国人向来聪明勤快,吃苦耐劳,给一点阳光就能咬紧牙关迎来灿烂。只要我们清醒地认清现实,痛下决心,把增值税真正降下来,给政府瘦身,为企业减负,中国实业就一定可以走出低谷,满血复活。

 

作者简介

 

 

 

       江必旺博士是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获北京大学化学系学士,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博士,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博士后, 被美国Rohm and Haas 聘为Senior Scientist。 回国后创建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纳微米材料研究中心并任该中心主任, 目前中心已被评为深圳市和广东省重点实验室。江博士于2007年创建了苏州纳微科技有限公司 www.nanomicrotech.com)专门从事高精度、高性能和高附加值微球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通过十多年持续不断跨领域技术创新,突破了微球精准制造技术,被《科技日报》总编刘亚东列为中国35项卡脖子技术之一。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家可以大规模生产单分散二氧化硅色谱填料微球的公司,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同时拥有单分散硅胶和聚合物色谱填料的公司,纳微高性能微球产品产品涵盖了硅胶和聚合物色谱填料,手性色谱填料,疏水,离子交换,Protein A 亲和层析介质,间隔物微球,导电金球,磁性微球,标准颗粒等。纳微多项技术和产品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也开创了新一代色谱填料的精准制造技术,推动了世界色谱制造技术进步。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50多项,发表SCI 文章30篇。回国十多年除了创新创业外,江博士还一直坚持呼吁和推动国家增值税改革。

 

致谢:非常感谢北大同班同学江庆红在信息收集,文章的整理,修改和编辑工作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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